阿兰和“中国通”的太太一起考察各地的小城，计划着未来
一脸络腮胡子的阿兰（中）在中国受到众星拱月的礼遇———马克·吕布作品
阿兰·朱利安，曾任2001，2002，2003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艺术策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欧洲联络处首席代表，2005年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创办人之一、海外主策展人。2006年连州国际摄影节海外主策展人。
阿兰·朱利安的名字，在中国摄影界，很多人把他视作点金术士。因为，只要他的手指点向了何方，这个地方就会因为众多国际国内摄影大腕的到来而变成世界艺术人士口口相传的艺术乌托邦；他的手指指向了何人，这个人就在那一刻从众多尚在苦苦搏杀的摄影人中脱胎换骨，从此进入国际视野，随之而来的是不计其数的展览机会，水涨船高的作品价格。一轮接一轮的机遇蕴藏着巨大力量，如涟漪般把这位身不由己的摄影师推到利益舞台的最前沿。
经过了从创办平遥摄影节、连州摄影节、广州摄影三年展到最后黯然或者愤然离开的洗礼，阿兰·朱利安早已对政府-摄影界，江湖-庙堂，商业-艺术之间的博弈与妥协司空见惯，完全中国式思维让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懂得用简洁的英语表达，跳过法语翻译，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此次到沪，阿兰还肩负着策划马克·吕布个人作品展的重任。计划中5月要开幕的展览，看了几次场地，却始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尽人意而无法落地。也许，摄影所勾勒出的平面繁华与热闹，上海的霓虹映射出的光晕完全可以将其吞没。艺术的装点和出现，相对于都市的繁荣，早已不痛不痒。
马克·吕布的灵光一闪
一脸络腮胡子的阿兰出生于1952年，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是他亲舅舅。“我出生时体重才1.6公斤，还得放在暖箱里保护着，舅舅马克·吕布就着这个场景为我拍了张照，这是我人生第一张肖像，也是马克·吕布卖出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人世之初灵光一闪的机缘，让阿兰的生命从此与摄影纠结在一起。
马克·吕布对阿兰的影响起始于少年时光。念高中的那些夏天，阿兰总是作为舅舅的助手出现在摄影师的左右，法国当时没有专门的摄影学校，于是舅舅把阿兰送到了海峡对岸的英国去进行专门的学习。除了呼吸着“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自由空气，阿兰并不觉得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能比舅舅教的还要多，哪怕两者之间的理念背道而驰他也毫不在意。在英国的摄影学校里遇见同是摄影大师的寇德卡，后者很惊讶地问：“你在这里做什么？能学到什么？”阿兰回答：“至少，可以学习讲英语。”
最重要的是从马克·吕布那里，阿兰继承了挑选照片的眼光，至今阿兰对于图像的敏感性和记忆力要比正常人高得多，120张照片中的细微差别他都能发现，他会忘记见过的人的五官和姓名，但是，他却能记住一张十年前见过的照片。在纽约，少年阿兰作为马克·吕布的“代理人”陪伴他左右，彼时马克在摄影界的名声大振，许多杂志社争相向他购买图片，“他甚至把一张图片的这一半卖给这家，另一半就偷偷卖给那家。所有的人都来找我买图，可把我弄晕了。”
教师-摄影师-策展人
1999年，阿兰开启了接触中国之途。1998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让阿兰·朱利安意外地得到了在解放军外语学院任英文教师的机会：“我的前任是个美国人，他坚持认为在南斯拉夫这件事上美国没有错，于是学生集体抗议，不要美国人来教课。而我是法国人，他们欢迎备至。”在河南洛阳的解放军外语学院的一年，阿兰至今觉得那是一段生命中不可多得的愉快岁月，“教师只是学生与我个人之间的关系，士兵学员也单纯，对他们来说，答案只有是或者不是，教师个人可以控制教学，而策展人，需要组织和挑选，是非常困难与复杂的，决非个人可以完成，控制权有时候完全不在我的手上。”在洛阳，士兵学员的热情让阿兰难以忘怀，“他们会花很多业余时间来帮我修理电脑，教我使用软件。”
而如果作为摄影师，就必须以自己的作品换钱谋生，其他用摄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人，就是艺术家了，“但是我表达得并不好，所以，我选择做策展人，我想我只能做这个。”
也许只有一刻值得记住
作为最早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并打出“中国牌”的国际艺术策展人，阿兰这样解释选择摄影来进入中国的原因：“中国的摄影很棒，中国摄影师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往往看到美国的摄影，就觉得美国的好。中国本身在一段时间的不自由和压抑之后，突然间打开的国门和从天而降的开放政策，一下子浓缩了西方世界很多年才发生的情景，发展得越快，就有越多的不协调产生，提供的创作素材就越多。摄影与媒体宣传有关，它获得的自由通常比绘画少，也比绘画晚。”
在欧洲，数码摄影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摄影的发展路线，降低了摄影的门槛，却提升了银盐制版的作品价格，1990年标价1000美元的作品到今天已经标价3000美元，因为“数码是批量生产的产品，而银盐是手工制作的作品”。但阿兰认为更重要的是镜头后面的摄影家想说什么。而中国摄影界太想知道阿兰看好的下一个中国摄影师究竟是谁，阿兰却说：“年轻艺术家一直在发展、变化，像一朵花开一瞬，也许一生的时间就那么一瞬是值得纪念的有意义和价值的，无论人们期待与守候，却再无下文了。”阿兰举出陈羚羊的例子，“她的实验摄影作品《十二月花》非常精彩，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了。”
揭秘平遥和连州
阿兰选择了中国的小城市，也可以说，中国的小城市选择了阿兰。在这些地图上可能都忽略了名字的地方，人们才有机会和空闲，互相走动，互相问候，当人群为了同一个目标从四面八方的大城市蜂拥而至的时候，大家发现，原来在这里才能遇见那么多平日里只能从报章上见到的人、只通过几通电话一直无缘相见的同行、这么多主题各异的摄影图片展。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小城的闭塞和单调让大家除了看展和互相交流探讨，并无多余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但也许，只有在小城市，阿兰才感觉到了自己作为国际人士的价值和被重视。第一届连州摄影节期间，每一个出现在街头的外国友人，都可能遭遇到索要签名的小学生。而国际大都市，人们并不在乎这样一个节日带来的缤纷，这些缤纷将迅速被下一轮更炫目的色彩盖过。阿兰曾在巴黎尝试着做摄影节，毫无疑问，失败了。
连州，经过阿兰的点金，这个当年范仲淹发配地的粤北小城不断被各地媒体提起，带着最前卫艺术理念的专业人士陆续进驻，国际知名策展人艺术家的加入也让连州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海外媒体。连州终于开始毫不掩饰走平遥路线的野心，阿兰也毅然从今年的连州摄影节上全身而退，重复了平遥的路。“当地政府只是一个大概念，人们总是习惯把一切归咎于他们，但是，更多的可能性是人们为了讨好他们而做出的事。”当年的平遥摄影节，阿兰找来阿尔卡特和欧莱雅两家赞助商，他提出的要求就是不能因为出了钱就对展览指手画脚，“当摄影节背后更多的利益凸现出来后，局面完全失控，原定90个展览最后变成了190个，所有出了钱的厂商都想在此露一脸。”阿兰平静地谈起平遥，平静地谈起发生并不久远的连州。因为“业余的模仿，专业的盗窃”，人们在学习掌握了成功经验之后，放弃的总是最初的承诺与理想。
筹办，成功，发展，退出，在与当地政府带着商业目的的拉锯战中，阿兰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他只好带着他的摄影理想，在中国内地的二线城市，或者城镇之间———它们尚隐藏在群山环抱中不为人知———继续流浪，寻找下一个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