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上，致力于摄影传播的《摄影家》杂志的创办者同时也是著名摄影人的来自台湾的阮义忠先生是联合策展人之一，他负责将一组蜚声国际的图片《S-21监狱》带给观众。《S-21监狱》是一组死囚犯的档案照片，被认为是摄影史上最特别的肖像作品。
“这组图片也许是摄影史上最特别的肖像作品。因为被拍摄的人，全部都已经不在人世。这是一组死囚犯的档案，拍摄者只是粗暴简单地为了给柬埔寨S-21监狱的一场17000人的屠杀作档案记录而进行的拍摄，但并不是所有被摄者都知道，拍摄之后，等待自己的是死亡，所以你能见到人面对死亡时的第一眼反应。”阮义忠说。
有人说过，肖像是灵魂的倒影，也有人说肖像是人类对自我形象的期许。但是，这些比喻都很难套用在柬埔寨S-21监狱的档案照片上。这是1975-1979年间，在金边(Phnom Penh)一所秘密监狱中的囚犯留影。
人们以莫须有的理由被抓起来，蒙上眼罩带进监狱里；在眼罩刚打开的时候，看到的是一部相机以及逮捕他们的人。所有人都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替他们照相的是什么人。也不晓得拍完照后，自己的下场将是如何。不管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曾经做对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都要遭受几个月的拷问与折磨，最后仍然难逃一死。
这所监狱原是一所学校，后来成了波布（Pol Pot）政权处份异己的恐怖场所，并有了一个代号——S-21。在这段期间，人命是很贱的，每七个柬埔寨人民就有一个死于饥饿、营养不良、误诊或是治疗不当。也就是说，不到四年之间，因为这些原因而死亡的人近一百万。另外有二十万人则是被当作国家敌人处决，S-21的囚犯就是其中的一部份。
波布政权垮台后，这所监狱被改为「托斯连种族屠杀博物馆」（Tuol Sleng Museum），馆中的好几面墙上贴满了每张约为3x5英吋的档案照片，配上当年犯人审讯手册中的一些文字，令人看了不寒而栗：
「拷打的目的在获得口供，不是为了好玩。一定要（只能）让他们觉得痛，他们招供才会快。另一个目的是让他们意志崩溃……。要打得他们害怕，绝不是要他们死。用刑的时候，一定要先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还有鞭子（的情形）。千万不要打得犯人一下就死掉，那样就无法得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紧紧抓住他们的弱点。
利用宣传的压力和拷打让他们崩溃。不要把他们弄死，也不要把他们弄到无法再审问的地步。
我们必须强调以政治观点来看事情，可是如何才能让敌人屈服于政治压力之下，我们还没抓住诀窍。所以犯人才一再拖延，一再反抗，始终含糊其词……我们以往采用的刑罚并没有让敌人屈服……。敌人一旦被拷打相当时间之后，就算你不去打他们，他们也会觉得痛。他们痛苦不堪，瘦弱得经不起拷打。如此一来，我只能得到一点点（情报）。
我们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做到很完整、清楚而仔细地去审问一个间谍。无论（我们）怎么做，直到敌人死掉为止，中情局的秘密多多少少还是在他们心里。重要的是他们所隐瞒的情报越少越好。有一回，一个犯人供出了不少情报，可是他后来吞铁钉自杀，害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请医师、买药物替他治疗。党穷得很，没有钱供我们花在这种事上。
相信若不是研究理由，很少人会为了观光而特地去造访这所博物馆。也因为如此，这些影像纪录长久处于半尘封状态，直到两位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的驻金边记者，来自美国加州的克里斯˙雷里(Chris Riley)和道格拉斯˙尼文(Doug Niven)在一个陈旧的档案柜中发现了这些一度被认为已遗失的底片。
他们二位设法说服博物馆的管理人员让这些照片曝光，并总共整理出六千多张6x6公分的底片，经过除霉、整理、放大、建档，并挑选出其中的一些，努力在世界知名的出版商之间寻找公诸于世的机会。可惜的是，当时的大出版社对这个题材都不感兴趣，认为那是冷门且无必要再提起的历史事件，直到冒出了来自小小台湾的我。
那时我正在办中英文对照，在国际上发行的《摄影家》杂志（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自己担任编辑，想要替人道精神的传统摄影做一个总整理。任何被世人低估冷落的主题，只要我看出了它的有意义，就不吝于鼓掌，并大胆给予肯定。一九九四年八月底，当我跟《摄影家》的瑞士编辑顾问丹尼尔˙史瓦兹（Daniel Swartz）约在巴黎见面时，他拿了十三张S-21档案照片的影印稿给我看，希望我能在杂志上发表。我当场就被这些影像吓住了，立刻决定将之扩展为整本专辑，因为这些肖像的力量太强了，一定会压过所有同期出现的作品。
丹尼尔建议我亲自跑一趟金边，三个月之后，我便与他一同在金边的法新社办公室看到了为数约一百张的「S-21」死囚肖像。第一次看到那几张照片的震撼不但回来了，还加倍的鲜明。这一叠照片，如果光是看个十三张，你会觉得是摄影艺术的颠峰之作；但是超过某一个数量之后，就不可能再用看艺术品的眼光凝视它们。每一张脸孔、每一双眼神都在跟你说话：说他们的内心有多害怕，说他们对生命有多珍惜，说他们对亲人有多记挂，说他们的往事，说他们的希望，说他们的绝望……。一张一张又一张，每一张都是面对死亡的脸。这真是会叫人打心里头和他们一起害怕呀！
除了历史意义之外，就摄影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照片的水平也非常高。画面的构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像是证照的半身像。然而，人物的精神和意志却穿透纸面、直入人心。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照片的好与摄影师的功力无关：它们之所以能够扣人心弦，纯粹是被摄人物因处境而自然产生的心灵反射。其中有几张照片毫无疑问地称得上是摄影史中最强有力的肖像，足以和奥古斯˙桑德(August Sander)的作品相提并论。
替这些死囚拍照的摄影师们到底是什么人？据说，他们后来也被处决了，因为秘密不能泄漏。他们在拍照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看到的又是什么？这两位记者表示，他们所选出来的这一百张照片是最强而有力的；其它的五千多张虽然从历史角度来看很重要，就美学观点却是乏善可陈。他们断定这些照片绝非出自同一位摄影师之手，而是很多位。因为这些肖像的背景构图很多样，曝光程度及冲洗品质、胶卷类别也同。有些照片还显示了摄影师边拍边学的现象。
就某种意义来说，无论换过多少摄影师，这些肖像等于都是死囚们自己拍的，摄影师只不过是按下了快门而已。从被摄者的表情看来，有些人在面对镜头时，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有的人甚至露出傻笑。然而，读者知道他们的下场；也因为如此，这些笑容也就格外地让人不忍目睹。观看这些照片的我们，仿佛才是正在被凝视着、被质问着：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到底能邪恶到什么程度？整个人类种族的救赎又在哪里？
用这些问题来问整理照片的这两位记者，应该是恰当的。在采访他们二位时，我与他们有这样的对答。
阮：这项计画对你们而言有什么意义？
雷：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原先这批档案由于缺乏照顾，几乎就要毁了。而我和道格知道得很清楚，只要有相当的经费，我们可以让这批东西得到应有照顾，像是清洗、编目录。我们会把它们整理得可以用，像个档案的样子，然后再制作照片供媒体刊登，供博物馆展览。所以首要者是妥善保存这批档案。第二部分就是制作高品质的照片供刊登及展览，好让更多人透过摄影的力量知道在这里发生的事。有很多人写过柬埔寨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可是看照片是另一种了解历史的方式。
尼：这一批影像非常具震撼力，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将其中一部分公之于世，以期在所有的作者、历史学家、文字记者间取得一些均势。这些照片不需要一大堆的文字来说明，它们强迫观众去思考，也比看书更能让人去体会柬埔寨的历史。
阮：这些照片有没有影响你们对柬埔寨人的看法？
雷：就某方面来看，只是让我为整个人类到沮丧。因为我并不把它看成是柬埔寨人如此对待柬埔寨人，而是一群人这样子去对待另一群人。
尼：我觉得自己对柬埔寨人又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柬埔寨人有一段很长的悲惨历史，并不单单是某个时期的自相残杀。
阮：对于人性，你们会不会有比较悲观的看法？
雷：我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处理这些档案，结果会更加重我的悲观。但是心情好的时候去弄这些东西，会使我更加确定我们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档案的存 在。而这种事是可以让局面为之改观的。
尼：我不是个悲观的人，不过这份工作使我对柬埔寨以及柬埔寨以外的人有了了解。是很令人沮丧，不过倒不曾让我悲观，只是让我了解。
这批作品在《摄影家》杂志第十九期（1995年4月号）以专辑方式首次曝光后，引起世界上重要媒体及摄影机构的注意，于全球知名摄影博物馆及画廊多次展出，现在终于来到了广州美术馆，成为第三届摄影双年展的一个单元，可谓意义重大。在观念摄影当道，虚构表现盛行的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摄影原点，省思何谓“看”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