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吕布（Marc Riboud）把一生都交给了摄影，因为那意味着一种激情、一种偏执。他享誉世界也游历过世界，却始终对中国，对上海情有独钟。2004年巴黎欧洲摄影博物馆举办了他的个人回顾展，参观人数多达10万。2010年上海美术馆再次举办他的回顾展，策展人李凝说，“在email里，他反复强调这是最后一次展览。”聚散总有时。有影像和记忆为证，一切都无憾了。
高朋满座的城市
Marc Riboud已经87岁了。这一次他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直觉的瞬间”摄影回顾展上展出了118幅作品，许多作品从未公开发表过。自从1957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后，这位闻名世界的摄影师访问中国的次数已经超过20次，他是第一个拍摄毛泽东的西方摄影师（“我当时很紧张，很怕踩到毛泽东的脚”），也拍摄过周恩来（“我非常钦佩周恩来，他非常睿智。他在延安时受过伤，握手时和别人的姿势不一样”），他拍过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等城市里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景象，记录了这片“比历史本身还要古老”的土地上一个个平凡但意义深长的瞬间。
上海，无疑是Marc心里“最为意义非凡”的城市。热热闹闹的新闻发布会、展览开幕式上人群蜂拥而至，其中包括久仰他大名的摄影爱好者，也有各路艺术家，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感叹道，“美术馆很久没那么热闹了。”满头白发的Marc颤颤巍巍地走过人群，密集的闪光灯让他略显局促，但这位以羞涩闻名的摄影师显然兴致高昂，每次出场时他都在身上特别装饰些他最爱的红色——第一天在脖子上挂了条红色格子围巾，第二天在口袋里插了一方红色手帕。
肖全在1993年就认识了Marc。当时Marc想找一个本地的摄影师做助手，在朋友的引荐下找到了肖全。“当时我才30多岁，Marc还不到70岁，一晃这么多年，我们都有了许多改变。”但Marc给肖全的感觉和第一次见面时相差无几，饱满的风度之外“特别有劲儿”，“是个学者型的人”。
“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卑的态度，给年轻人很多鼓励。他很注重保持体力，每天早上都去游泳。他外出时总会带上5台莱卡相机（其中3台M6、2台R5），看我没精神的时候会说，‘现在要是碰到邓小平，看你拍不拍！’到中国工作时他总是早出晚归，合作久了我熟悉他的脾气：他不希望拍摄对象意识到他的镜头，知道他要按快门了，我就会主动过去引开对方的注意力。我们一起走过很多地方，在火车上一起吃红薯干。”
他乡即故乡
Marc的纪实摄影之所以动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细节的敏锐和构图的精准，而其中往往蕴含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Marc来说，这属于“无意为之”，他一再强调自己无心担起“记录历史”的重任或“献身政治”。他曾亲历过孟加拉解放战争，目睹逃亡的士兵一边脱去军服一边被敌方用刺刀猛击，别的摄影师纷纷涌上去记录残酷的杀戮时刻，他却盖上镜头，跑去叫警察来救人。“美”是他按下快门的唯一标准，他对东方、对中国的好感和温情，甚至被西方某些批评家斥责为“有意掩饰中国的丑陋面”，他不置可否。“一张好的照片能够感动人，而不是传达什么信息。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已。”
他对出生地里昂已经没有太多记忆，他乡即故乡。Marc自己在展览的前言中说：“我喜欢离家出走，摆脱一切束缚，尽可能近地去观察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生活的一些事件。但这种观察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更是我看到了那些启发我灵感的东西后被激发出的热情。我喜爱在混沌中寻求井然之时，那些视觉之上的惊喜和转瞬即逝的快乐。”同时，Marc特别在意作为摄影师和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选择“忠于自己摄影师的角色，忠于自己的文化背景”。
Marc在上海住过和平饭店、浦江饭店和上海大厦，这次很想故地重游，无奈和平饭店在翻修，未果。“后来终于说通了上海大厦，让他到屋顶拍了个痛快。”零下2摄氏度的天气里，Marc冒雨拍了很久，“他兴奋得不得了。平时他会手抖，但拿起相机，一点都不会抖。”
肖全也提起Marc在屋顶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静静等着，不想打搅他。天空是翻滚的乌云，远处是浦东的全景。他举着相机怔怔站了很久，可能他也在想，不知道是不是以后还有机会再看到这幅景象。”
“我很怀旧……但这是城市的进步”
这次展览最终定下的118幅照片可谓不易：Marc从35万张旧作中精挑细选，并且全部重新手工冲印。他的太太Catherine假装抱怨道，“他每天都在家里拿着放大镜挑照片挑到深夜！”上海美术馆策展人李凝说，Marc在前期的沟通中近乎固执，“申报展览的手续非常繁复，时间也很紧张。但Marc不停要求更换作品，他总是说，‘这张也没有发表过，我也花了很多精力，能不能放进去？’直到我有点生气了他才说，策展人是老板，听你的。”Marc对来沪的整个行程没有提任何特殊要求，除了一点，“他说，必须让他想拍就拍。”
新闻发布会上，Marc特别介绍了一些未入展的上海主题的作品，比如飘浮在东方明珠边的黑色气球，比如街头广告牌上睁大的眼睛，比如旧式弄堂中的天真孩童。他还将同一地点、不同年份的照片结合在一起，物是人非，让人慨叹不已。采访当天，Marc坚持在展厅里为大家介绍作品的来龙去脉。看到一张上海弄堂的照片时，他说：“这张我很喜欢：有个姑娘在洗头，有破旧的浴缸，她爸爸在边上踱着步，自言自语道‘今天我们该干什么呢？’这些景象已经看不到了。”他去过磁悬浮尚未完工时的工地、去过施工中的外滩，拍下了许多上海旧区拆迁过程中的景象，“我很怀旧，也很遗憾，但这也是城市的进步。”
多年来行走世界，Marc从不在行囊中装上太多现代色彩的东西，“我曾在非洲一个小村庄里碰到一群裸体的男孩，他们第一次看到白种人，很兴奋。现代社会的入侵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大的悲哀，但我们也不能阻止现代化包围非洲的进程。我不反对社会的进步，也可能有点夸张，可是我们是否也该考虑下，可否放缓一下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不要再竞争攀比式地建造高楼？”
采访最后，Marc在展厅里的电视屏幕前坐下，津津有味地开始看自己之前的采访剪辑。人生仿佛开始倒流：14岁时拿起相机，遇见Bresson而后加入Magnum图片社，拍下成名作《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去印度，去中国，去日本，去美国，去世界所有的角落……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获奖的片刻，他略带迷惘地摇了摇头，然后好像看一场与自己完全无关的电影般认真盯着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