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Josef Koudelka（约瑟夫·寇德卡），1938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原本是一名航空工程师，但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拿起相机拍摄照片。1970年Koudelka被迫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寻求政治庇护，此后不久便加入了玛格南图片社。1986年以来，他一直坚持使用全景相机。
2008至2012年，Josef Koudelka前后七次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拍摄巴以两国边境线上的隔离墙，他希望通过拍摄隔离墙去探索背后所隐藏的重大政治问题。Koudelka经常往返同一处地方进行拍摄，在他拍摄期间他对他所亲眼看到的事情感到了不安。他所目睹的这些事情在他看来是“对神圣之地赤裸裸的犯罪”。
摄影：Gilad Baram
下文内容选自Shela Sheikh采访Josef Koudelka
问：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来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呢？
答：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很久以前就认识的摄影师Frédéric Brenner就邀请我参加这边的一个拍摄项目。当时，我还有点不感兴趣。但是我的朋友非常有说服力，他建议我可以先拍两个星期试试。直到2008年6月，我才第一次来到这里。而这一次更像是一次浅尝辄止的观光旅行。也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了隔离墙，这太令我难以我忘记了。我知道我刚刚看到的东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以我想看到更多。我对我自己说，如果我还有机会来到这里，我就会更加近距离地去靠近它，这样或许我可以拍点什么照片出来。
问：您总共来过这里几次，待了多长时间？
答：从2008年到2012年的四年时间里，我总共来过这里七次。当我和陪同我拍摄的以色列年轻摄影师Gilad Baram都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过来拍摄。每次旅行大约三周时间，因为我所看到的事情太让我失望了，超过三周我就再也待不住了。
问：在这期间，谁和您工作最密切？
答：正如我刚才所说，Gilad Baram一直陪着我，我俩一起沿着隔离墙旅行。Gilad基本上跟我形影不离，但是有一些地区对他来说太危险了，因为以色列人如果没有授权是被禁止进入巴勒斯坦控制区的，而且以色列人并不为巴勒斯坦人所欢迎和接纳。比如说，当我想在隔离墙巴勒斯坦一侧过夜时，Gilad就不得不回到以色列睡觉。当我俩开始搭档工作时，他才27岁，并且对工作充满热情。通过跟他的交谈，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当地的情况。Gilad和我约定每天早上八点在耶路撒冷碰面，然后开始在隔离墙附近工作直到一天结束，每天所看到的一切都深深地刺激着我们俩。
问：请您谈一谈对隔离墙的理解吧。
答：我从玛格南图片社的同事那里得知，在这里拍摄的话情况会比较复杂。在我以往的工作中，我有着我自己的准则。首先，拍摄主题必须能够引起我的兴趣，而且必须跟我的风格有一定的关系。其次，我必须有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的自由。2008年我第一次访问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唯一感兴趣的主题就是隔离墙和周边的环境。从1986年我开始使用全景相机拍摄法国风光，从中我试图呈现出现代人类正在如何影响环境。之后，我又拍摄了英吉利海峡隧道的建设，贝鲁特的废墟，中欧的煤矿……但我从未见过类似隔离墙的东西。有一天，当我沿着隔离墙行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涂鸦写道“一堵墙，两监狱”。这句话完美地总结了我当时的感受。
问：在拍摄的过程中，您有遇到什么阻力吗？
答：我在这里遇到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支持我的拍摄项目的。但我有一次特别糟糕的经历。有一天，我们在东耶路撒冷隔离墙的巴勒斯坦一侧，正在找一个阴凉地儿吃三明治。突然间，我们看到一群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冲向我们，之后开始搜查并审讯我俩，而其中一个士兵打到了我的相机。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个士兵打坏了我的相机，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个相机不能继续使用了。我继续用这个相机拍摄了大约十天的时间，之后才发现这六十卷胶卷没有拍到一张照片，因为快门坏了。
除了这件事，我从未感到有什么危险，我知道我遇到的士兵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我们经常被盘查，有时候一天时间里能被盘查五次。每次我俩都必须出示护照，Gilad会用希伯来语解释我俩正在做什么。有时候这个过程漫长又复杂，因为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拒绝给我签发一张临时记者证。另外一天，在我拍摄的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我们旁边。当士兵们要求盘查我们时，Gilad对他们说，“他不是记者，是一名艺术家。你可以在谷歌上搜到他”。当我们站在那里等待时，他们在谷歌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并在他们的手机上查看到了一些照片，随后他们把我们放行了。
精彩作品欣赏
巴卡灰沙琪亚门，2009
福特难民营，2011
俯瞰Pisgat Ze'ev定居点，2009
东耶路撒冷伯大尼，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