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张把战场带回家的照片
“第一天战斗时战场上的联邦阵亡士兵，葛底斯堡，宾夕法尼亚州” —— 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1863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战地摄影师之一，马修·布雷迪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有着充满惊心动魄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成功的银版相机摄影师和一位杰出的绅士，布雷迪是以给名人拍照而闻名于世的，比如亚伯拉罕·林肯和罗伯特·李。换句话说，他不是那种呆在战壕里的摄影师。
事实上，布雷迪为了事业的发展宁愿失去一切——他的钱、他的生意、可能还包括他的命。不论怎样，他决定不顾一切风险，带着他的照相机跟随联邦军队进入战场，他说，“我脚中的精灵说：‘去吧！’”，然后他确实去了——至少等到了他看清了南方联邦的刺刀尖儿之后。
在布尔渊的第一场战役中布雷迪差点被捕，他那“健谈的”脚安静了一些，然后他开始派助手代替自己去。在仅有的短短数年间，布兰迪和他的团队拍摄的照片超过了7000张——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你要知道，那时洗一张银版照片需要一马车的笨重设备和有毒化学品，不是你想的那种“对准即拍”。
受到当时条件的约束——暗室靠马力来维持供电而且那时胶卷感光速度也慢得多，可以理解，布雷迪的战争照片是拍的时候容易、后期处理却很难。尽管如此，它们标志着美国人第一次能如此直接地面对战场的真正残酷。
4.一张结束了一场战争却毁掉了一个人的生活的照片
“西贡警察局长枪杀一名越共分子” 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1968
“照片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美联社摄影记者艾迪·亚当斯曾这样写道。这是亚当斯一句极为恰当的名言，因为他在1968年拍摄的那张警官近距离地枪杀戴手铐犯人头部的照片，不仅为他赢得了1969年的普利策奖，也激起了美国人反越战的情绪。
不过对于这张照片造成的全部政治影响而言，情况并不像照片本身那样黑白分明。亚当斯的照片并没有揭露该名被枪杀的男子是一个越共“复仇队”的头目，就在同一天早些时候该头目处死了数十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管怎样，这张照片立即成为了战争残忍的标志，而且让这位扣动扳机的警官—— 阮玉湾将军——成了标志性的恶棍。
不幸的是，这张照片的影响如鬼魅般缠绕着阮的余生。战后，他走到哪儿被骂到哪儿。在一所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医院拒绝医治他之后，他被转移到了美国，在那里他遭遇到了一个大规模的（虽然没有成功）要将他驱逐出境的抗议活动。他最终定居在了弗吉尼亚州，开了一家饭馆，但是很快由于他过去的阴影不散而被迫关闭。墙壁上潦草地写着“我们知道你是谁”，生意也停顿了。
亚当斯对阮的遭遇感到抱歉，他为拍了这张照片向阮道歉：“将军杀了越共分子，而我却用相机杀了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