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我不是以好奇的眼光看中国 我更多希望解读这个行为
主持人何婷：我注意到在这个书的序里面有中国非常著名的艺术家陈丹青他说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真实而准确的表现中国的这样一些图片，一些摄影的图片也好，都是由外国人拍的”，是不是也是有这一点在里面？
刘香成：我觉得作为外国人来说，因为我也不是一个白皮肤或者是蓝眼睛的外国人，我觉得外国人拍的中国跟我拍的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外国人他来，我想陈丹青先生说的可能是，外面回来的人，他可以带着一个距离，他来看一个社会，他会看到的东西，他会看得比较全面。他不是一种单色人的角色去看这个社会。
我经常跟朋友说，我说你看到这些大师，布列松、马克吕布先生，他拍的图片大家都说很好，可是你对他拍的法国的图片，他们不一定熟悉。但是你看到马克吕布先生，其实他拍的那个图片里面的感情是法国人的感情，是法国人对这种某一个阶层的法国人对人文的一种解读，他的构图，他的浪漫，他对中国人有一定的好奇，对我来说，我跟中国也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不是以好奇的眼光看中国，我是更多的希望解读这个行为之间它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东西需要你有中国人的感情，要对中国的情况的熟悉，要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也可以跟人家说你要什么，所以这个语言之间的沟通，它跟非语言的沟通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不能说没有关系的。
回答你刚才的话来说，我觉得陈丹青先生说的还是局部的，他提到49年的时候他可以来到中国可以拍很多很多东西，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这样去拍。所以就是外来者所带来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把它更细的去看它里面带着不同的语言在里面。
刘香成：1991年拍摄戈尔巴乔夫之前我已经预感到一个时代的结束
主持人何婷：是。刘老师，我觉得非常多的人特别羡慕你，因为你是在一个世界级的高度来做媒体的，特别羡慕你，你看在中国、印度还有首尔、莫斯科等等的地方，你去了，不仅去了，还采访了特别多的重要的事件，采访了特别多的重要的人物，有一年外教部的新闻司统计了，海外所有的关于中国的图片65%都是您拍的。
刘香成：当然它指的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也有它主观的原因，也有它客观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在西方社会里面，美联社跟路透社还是最大的通信社，我又是一个用图片发稿的人，所以当时新华社，中新社他们在国外的客户又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那么难，我的图片占了主要的一个位置，他有他的原因，不是我拍得特别好。
主持人何婷：我知道这里有一张特别重要的图片，就是戈尔巴乔夫扔稿子的照片，也是让您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能不能谈一下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情景？
刘香成：我也跟朋友介绍了，最主要的还是我感觉到坐在这个三脚架的前面，我就决定很快的就感觉到，苏联大革命是1917年，我那个时刻，1991年12月25号圣诞节我坐在那个大的三脚架之下，我觉得这个历史可能就在我的眼前。
主持人何婷：你当时已经有一种前瞻性和预感了。
刘香成：是，我知道。我经常说图片其实是很直接的说你在想什么，我当时就觉得1917年的苏联大革命影响了很多国家，像中国、福州、越南，很多很多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在那一刻，最少在苏联它要解体，冷战要结束，因为它要辞去苏公总书记主席的这个位置的话，那个时候按快门。所以我也是坐在那个三脚架前面很快的处理这个信息，我决定如果我要去拍，我只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要等还是不等，我决定我还是要等，我要等，他把这个演讲稿翻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才是真正的冷战结束的那个瞬间。我就在那边，坐在那个三脚架下面把我的相机调好，把我的快门、光圈等等调好，而且我还要把快门加慢，因为我要看到那个纸的动作。所以我看到一页，两页，三页，还有一页的时候我就做好了我这个准备。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作为一个在场的唯一的一个摄影记者，因为连苏联记者都不在，我还是把这个瞬间抓住了。
刘香成：我是一个天生对新闻有感觉的人
主持人何婷：那您知道，您因为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的时候，自己是一个什么心情？
刘香成：我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家里面在吃饭，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得了普利策奖，我说是吗？我接着坐下来又吃完饭。
主持人何婷：这么冷静吗？因为这是好多好多记者都想要得到的一个殊荣，你当时就是特别平静的接受这个荣誉吗？
刘香成：我是挺激动的，因为我去苏联以前，在美联社之间也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俄罗斯人说，美国联合通讯社怎么会派一个中国人来管我们，所以后来美联社驻莫斯科的分社社长叫做麦克帕索，他在美联社白宫记者当了七年，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同事，他听到下面这些俄罗斯的同事的一种怨言，他觉得他要做一些私下的调查工作，所以他就悄悄的给我在所有我工作过的地方的分社的社长去打电话去了解我这个人。后来事后过好几年，他跟我说，他说我给每一个人打电话，他们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迈克，你在莫斯科这个地方工作不容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叫刘香成来帮你”。他得到这么多人给他这个信号，他就接受了我。因为除了美联社社长要派我去的话，他也有他的发言权。所以有时候这种事情你自己算不如天算。
主持人何婷：还是有一种幸运在里面的。这本书叫做《中国：1976——1983》，我就在想，为什么把83年作为一个落点呢？那是因为你84年就已经离开北京了。
刘香成：我是83年年底离开北京的，所以总的来说，是我职业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国人把我派到中国来，也是这段时间我所见证的中国，所以这个年份是没有别的意思。
主持人何婷：95年为什么回选择来北京定居呢？
刘香成：我得到了普利策奖之后，我在莫斯科我就想，当时我觉得美日的新闻工作我已经是有18年的时间了，如果我去美国当一个白宫记者或者是去比利时去报道欧盟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退后，一个后退，一个倒退。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这个人好像对新闻有一种天生的感觉。
主持人何婷：天生就是一个新闻动物。
刘香成：我对中国的认识不是局限在单独的时间段
刘香成：我就觉得在94年以后，我要回到亚洲，我要回到中国，我觉得那里有更多我可以做的事情，当时我就跟美联社，我说我请假一年，然后一年以后，我不再回来了。
主持人何婷：当时是离开北京已经有10多年了，再回来的时候，和你拍北京这样一段时间，你觉得北京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刘香成：我是97年回来定居的，95年我回来以后，买了我的四合院，重新推掉，重新重建，因为对我来说，我的思想里面有很多幕，一个是53到60年的中国，一个是66年我从香港又回到国内来探亲，我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是76年毛泽东的去世，一个是78年到83年的常驻。我对中国的认识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很有局限的来几年或者是来几个月时间或者是怎么样。在我这个思想里面，这种比较，我是一直在想这个比较。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一直都知道中国是在不变当中在巨变，97年回来定居的时候，当年在图片里面这些人买大白菜，一买就买一千公斤放在所有的阳台，房子的楼梯，到处都是大白菜，这个对我来说，从视角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刘香成：好的新闻图片会促使你去追问问题
主持人何婷：因为我本身是学新闻专业的，所以今天特别想问刘老师一个问题，在新的中国，新闻摄影比起文字来说是一种辅助的语言，在新闻表达上，但是我觉得新闻摄影可以成为一个主流的表达事件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图片比文字更有张力，更有表现力，您觉得是这样吗？
刘香成：您问我这个问题，我当然有我的偏见，但是一张好的摄影图片能够耐看的图片还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方面来说，我是把文字跟图片放在一个同等的一个地位，同样重要的一个地位，文字也非常重要。
主持人何婷：那您对于一个好的新闻图片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刘香成：这个也没有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眼光，他的判断，他对新闻事件的阅读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好的图片它至少会让你去多看几眼，看了以后，他会促使你去问一些问题，而不是看完了以后就下一张，但是这个图片要这样的话，也是挺难的。
刘香成：林语堂对西方宗教和社会的关系把握得很好
主持人何婷：需要可以引发出你的一些思考的。我看到您在这个序还有书里面多次提到了林语堂先生，能不能在最后聊一下林先生。
刘香成：我觉得他理解西方社会理解的有一个出发点比较对，因为他在书里面，经常提到德国人也好，他在美国也呆过，我觉得他对西方这个社会，宗教和社会的关系他把握得比较好，因为西方的哲学里面，西方的文化里面，他是离不开他的宗教，他一系列的到17世纪，18世纪这种民主，这种法制，一个个人的所谓人权的解读，他都是跟宗教是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林语堂先生，我觉得他能够把中国人的这种感情，把中国人的这种思想，我觉得他了解得也比较深刻，所以他的这种也是能够中西思想理解得比较通顺的人，我觉得比较少。所以听说赛珍珠在中国的时候，她其实有三个朋友，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林语堂，后来听说这三个人都闹翻了，赛珍珠还是替林语堂写序，其他的两个人我就不知道关系发展到怎么样。林语堂先生，他给读者带来一种，文字里面他带来巨大的幽默，一种很人性化的这种解读，我是比较欣赏。
主持人何婷：好的，今天聊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非常感谢刘香成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刘老师他曾经说过，他说正是因为自己的不善言辞，所以自己才选择了用摄像机来记录生活，记录时代。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我相信他的摄影作品其实饱含更加多的意义，今天“盛事龙门阵”就是这样了，我是何婷，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