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座博物馆，只与历史有关。收藏国产相机，是在从岁月深处蜿蜒出来的一条道路上摸寻、捡拾，这条路已经有了尽头，看不出有延伸下去的可能。当然，目下国内还是有一些专门用途照相器材和数码相机问世。但是，作为在国计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具备相当规模的一门产业，中国国产相机已经整体性地退到了历史的后台。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在山东省内小小的临朐县竟然也曾有过照相机厂，而且直到1982年的时候还在生产着灯塔牌座式相机。
曾经一度，中国是相机大国。照相机厂林立于全国各地，从大型座机到快门测速仪到照相角都有生产，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产业体系，“由中国制造”的相机向西欧、日本出口。和日本的情形一样，中国的相机产业也是从仿制起步的，但中国终于没有能够积淀出自己的尼康。周焕臣认为：“五十年代时我们是高起点、高起步。我和朋友们掐着指头算过，当时世界上能生产相机的国家也就十几个，中国是其中一个。我们生产的好多镜头，质量非常高。前些年有一次去西藏拍片，我拿的是配1.5倍增距镜的出口德国的海鸥双反，他们有带林哈夫一类的大画幅的，片子放出来一看，他们都说，服了！但是，我们的相机，机械部分总是不过关，说不定什么时候哪儿就给你出毛病，拿它来干活儿，不行。有人曾经写过文章，从螺丝看国产相机，也就是这个意思。”关于国产镜头，陆田三郎对长城镜头，日本相机专家田中长德对红旗镜头都曾叹赏不已，可作为周焕臣的看法的佐证；而他谈到的国产相机的软肋，我相信在好多摄影人那里都留下过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中国相机发展史上，有一条被人忽视的线索，业内称为“自己做相机的”。清代有黄履、邹伯奇，20世纪初有陈公哲、钱景华，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战士刘博芳、康健（一写康建）等在1941年做出了24英寸座机，其后有张印泉，建国后有张国栋、郭嘉平、赵永生、吴湘春、陈文坚、邹小朋、樊国荣……还有一些制作者，留下了相机，却没能留下名字。他们或源于时代感召，或出自一己兴趣，苦心雕琢，终有所成。他们或投身于抵制洋货的运动（1930年代刊行于举国危难之际的《飞鹰》杂志就曾多次呼吁国人要自己研制摄影器材），在面目狰狞来势汹汹的进口产品的威逼下，举步迎了上去；或主动选择站在工业化大潮之外，在相机的每一个零件上留下了手的温度。无论是面对群体、潮流，抑或是复杂精密的技术，他们都表现出了一种挑战的姿态，“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借用徐悲鸿自书联语），把一个个孤独而倔强的背影抛给了后人。
在周焕臣看来，身后这部历史留给我们的遗憾，又岂止是遗忘了“自己做相机的”。其中最为遗憾的，便是：这是一部尚未被国人认真书写过的历史——在公开出版的介绍国产相机的图书中，收藏圈内经常提及的有两本，一是美国藏家道格拉斯·圣丹尼（Douglas St Denny）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照相机》（Camera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是日本藏家陆田三郎的《中国古典相机故事》，惟独不见国人自己的成果行世。我在写作本文时，便时不时因为资料的稀缺而使行进中的思路遭到突然阻截。国内专事国产相机收藏的，屈指可数。他们多年来在荒僻“小径”上低头捡拾，为中国的一段历史抢救着“证物”（在“天天向上”的数码时代里，在进口数码相机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收藏在象征意义上越来越接近于证物），何曾得到过鲜花与掌声？当他们将已倾的大厦的片砖只瓦积攒得初现规模之际，只有若干媒体出于好奇心探头探脑地前来打问，弄出几篇带着“花边”和“噱头”的报道，把负载着历史与文化信息的国产相机当作花哨的气球，拿来逗小孩子们的开心一笑。
严格说来，周焕臣们的努力，其对象往往限于照相机一类的物质遗存，远不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相机文化发展史。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抢救成果，即便有一天撰写出来这样一部历史（会有那一天么？），也只能像柏拉图记述的“大西洲”一样虚浮缥缈。那将是一部遭到后人不断怀疑的历史。
国产相机的历史，直接见证了1949年后中国光学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以及电子工业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从国人自己制作的镜箱出现伊始，这部历史便一直在政治风云中隐伏、跌宕，如1949之前在民族工业主体性诉求上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产相机逐渐形成产业，整体性地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资料显示，1957年时京津沪三地共生产相机200台（大体代表全国产量），而到了1958年，全国相机产量遽然飚升至21000台，次年更以火箭速度改写为104000台。文革期间，照相机厂仿佛一夜之间便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连“成本低于价格”这条最基本的经济常识都不管不顾，好多机型都因成本过高而胎死腹中，实际上使中国的相机产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国产相机的历史中，可以触摸到百年中国政治变迁的一条脉络。
但这些还不是追索身后这段历史的最重要的理由。在我看来，这个理由是：国产相机曾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一直以来，中央及省市各级新闻单位配备的多是进口相机，在进口相机忙着参与权力话语书写的时候，民间话语便自然而言地要依赖于本土相机方能得以表述，并在某些场合下以对抗官方话语的姿态出现（四五运动中行使记录功能的大多是国产相机）。而民间话语，便是本文开篇提及的各种纪念照片所凝结的影像。通过家庭合影，国人反复强化着血缘上、伦理上的家庭观念，将其作为维系家庭秩序的手段之一；而那一张张在人生重要节点或幸福时刻留下的照片，则无疑支撑起了一部部中国人的私人史，使他们的私人记忆具有了可靠的依凭，也温暖着一颗颗逐渐成长及至走向晚境的心灵。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手捧相簿，共同回味着往昔，此情此景的令我心动之处，要远胜于一批学者就某张历史照片进行考证后发出的高言妙论。而在普通中国人的私人记忆里，也包含着在照相馆和公园留影时需要一次次面对的物什——照相机。这就是为什么有好多人在周焕臣的博物馆里频发感慨的原因。
国产相机虽然拥有庞大的生产量（仅海鸥4型系列就前后生产了270多万台！），但毕竟售价昂贵，在我的记忆里，是多数家庭无力“供养”的。那拥有相机的少数人，也因为胶卷和冲洗的费用而无法随心所欲地拍摄。所以，不管是自己有相机的或是需要去外面照的，国人通常只在经过精心选择的时刻才去面对相机镜头。他们把这些时刻看得十分宝贵，我印象中以前就有不少人在每次翻看家庭相簿时都会因为自己某一次表情不够理想而流露出遗憾。你尽可以批评国产相机做工粗糙，成像欠佳，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国产相机曾以如此亲密的方式渗透进无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在较为压抑沉闷的社会氛围里调剂着国人的神经。倘若国产相机精品迭出，但与普通人的生活了无瓜葛，那样的相机发展史，堂皇倒是堂皇，却也甚是无趣。
除开个人和家庭纪念照片，另有一类半官方、半民间的照片——证件照。数十年间，凡是证件，都要到照相馆去照，通过“国机”得以实现。在这里，国产相机被赋予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充当了国家机器对于公民的身份实施认定和认同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它也帮助个体在主观上完成对于身份建构的某种努力。座机具有的仪式感，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身份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地位。
国产相机有足够的理由进入中国摄影史的撰写。这不仅是因为照相器材（包括早期镜箱）是摄影影像的物质依托，还因为照相器材的发展有时对摄影形态构成直接的影响。兹举一例。周焕臣曾在延安购得海鸥牌大型外拍机一台，据他讲八十年代时有好多人在宝塔山下拍照留念，但宝塔太高，始终无法将众人和宝塔拍到一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发出了这款相机。直到某种外拍机问世，某种类型的合影照片或群众照片才成为可能。如同在24毫米镜头发明之前，人类对于24毫米视角下的影像世界是无从想像的，对该视角下的透视关系更是浑浑噩噩。离开了国产相机去撰述中国摄影史，恐怕也是一种缺憾。
在中国照相机文化博物馆里，那密匝匝的照相器材，仿佛每一件都在低声述说着一段往事。而所谓“文化”，就是由它们的“言外之意”构成的吧。因为这“言外之意”，那些历史的陈迹遂有了温润的光泽。（文/王诗戈 图片/丁晓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