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普通的地图不同，王久良的地图上密布着黄色的标识，那是他拍摄过的北京周边大型垃圾场。这样的黄色标识有400多个，像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北京市”围在当中。
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给自己这个尚未完成的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王久良因为这组尚未完成的作品而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被垃圾改变的生活
王久良曾经考上过3次大学。1996年王久良高中毕业，考上了山东的一所大学，但因为觉得“没意思”，上了一段时间便主动退学。再回到高中复读了两个月文化课之后，顺利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在西安读了一年多，王久良又觉得“没劲”，决定报考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在回到高中复习了两个月之后，他成为传媒大学里比别人年长7岁的“新生”。
1997年王久良就在济南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在传媒大学期间，连续三年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王久良对自己的摄影专业课成绩非常得意。
2008年，为了拍摄《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了在山东乡下的老家。在田间地头，他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小时候家里不是用棕色的瓶子装农药吗？一瓶可以用一年。但现在每用一次，就会产生一个塑料袋。
王久良并不知道塑料袋的化学成分，只是想到不容易降解，而到处扔的袋子，肯定还有农药残留，会对水源造成影响。小时候曾经捉鱼抓虾的小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王久良问自己。
回到北京之后，他马上骑着摩托车到处找垃圾。最初是想拍摄一组针对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的作品，垃圾只是其中的背景。王久良拿出三次高考的精神，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甚至开始自学化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背景逐渐转变成了主角。
在北京，究竟有多少垃圾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王久良很难知道。他找到房山区在奥运会前的一个详细的统计表，这一个区就有100多处垃圾场。统计表上还列出了各个垃圾堆开始填埋时间、垃圾库存量、地理位置和占地面积等。王久良把超过一万平米的都标出来，在他看来，那些一百平米的垃圾场，都只能算是“小垃圾堆”，不在拍摄范围。
“当距离垃圾填埋场3公里的时候，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建立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的，而北京恰恰符合这两点。”王久良现在俨然已经是城市垃圾处理专家，说起北京的垃圾处理数据来如数家珍。“现在北京正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座，而且北京近郊的，5、6环之间的是8座，可以说就在大家身边，没有地方可以再建垃圾场了。北京现在垃圾生产量是每天1.84万吨，这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数据，垃圾填埋场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钱一直是困扰“垃圾围城”拍摄的问题。拍摄过程中，王久良把个人的需求降到最低点，住便宜的小旅馆，不带换洗的衣服，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
一年多里，王久良为了拍摄“垃圾围城”已经用掉了10万元，大多来自画廊、朋友和批评家们的资助。那些给予钱和物支持的人，都有着和王久良相似的看法，希望他去完成他们做不到的事。“连州摄影展年度大奖的奖金有1万元，销售以前的摄影作品也还有一些钱。”究竟还能坚持拍多久，王久良心里也没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