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外滩画报
W= 王久良
B: 将垃圾纳入镜头中的摄影师在国外也有，他们的镜头中，垃圾堆积成山，触目惊心。但是你的图像却显得比较平静，甚至有时候要仔细辨别才能分辨垃圾。这么处理的初衷是什么？
W：我首先是想相对客观地表现垃圾场的基本形态。刚开始拍垃圾场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如果展现脏脏的垃圾场，觉得意义不大。我更多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才是重点。环境又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比如说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转型站，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那么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当我们喝着牛奶的时候，垃圾堆上生长的奶牛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当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羊整个冬天都在吃垃圾，一直在生病，羊倌不停地给它们注射抗生素，跟我们没有关系吗？
B：你先后拍摄了几百个垃圾场，并且自制了一幅北京周边的“垃圾地图”。在最初拍摄时，你是怎么寻找并确定自己的拍摄对象的？
W：首先一点是这些垃圾场客观而普遍地存在。前期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对整个垃圾问题作了一个“补偿性”的学习。对于如何实施拍摄计划，首先是实地考察，我在北京周边已经发现了很多处垃圾场，我也曾经去寻找、观察了几处。然后我借助Google Earth 上的地图，标注了13座大型垃圾填埋场。根据已经去过的野垃圾场，我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锁定了400 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目标，成为我的拍摄对象。
B：拍摄“垃圾围城”一年多以来，你的生活有怎样的改变？
W：很多方面有很深刻的影响，和我一起工作的纪录片摄像师现在都不吃肉了。我家人、朋友看到我拍的片子之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自觉地向环保的方向去靠。这很好。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我也是人，也是制造垃圾的一分子。但是对垃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就会有效地克制自己不必要的欲望。
在整个社会的大潮中，我们都是被裹挟进其中的。比如坐火车时，饿了，要么吃方便面，制造一个大大的面桶；要么吃盒饭，产生一个塑料袋和一个泡沫盒。我们现在用的舀子和扫帚什么的都是塑料的。但在我小时候，老家种葫芦，葫芦一劈开就是瓢。美丽的植物生长出葫芦，然后制成一个瓢，多美的东西。用坏了也没有关系，随手一扔，很快就降解。
我现在出门，都是自带牙刷和毛巾，宾馆的拖鞋我从来不穿，宁愿赤脚。我在一个废品回收点见过海量的牙刷、梳子、一次性沐浴液的小瓶瓶，很可怕。把牙刷和毛巾放自己的旅行包里，本身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些习惯养成之后，还是能节约很多东西。
我接受媒体的传播，希望传达给更多的人。后面的创作还要跟进，我想相对深刻地改变人的内心，如何让人养成好的习惯，认识到浪费和污染的危害性，从而改变自己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减少垃圾排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源头。
B: 最近一次的拍摄是在2010年元旦之前，几千张作品之后，你是不是已经对垃圾麻木了？
W：拍摄初期和拍到后面是不一样的。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还是愤世嫉俗的、愤怒的。后来就越来越冷静，或者说冷酷也可以。冷酷当中还夹杂着忧虑。刚开始是咬牙切齿，一进垃圾场立马感觉进入拍摄状态；但拍到最后，我进入垃圾场，先是退后三步，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停下来抽根烟，再去看。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拍摄的风格，影像上的呈现也有变化，最初拍的大量的片子，更接近传统纪实。
B：你继续做“垃圾围城”的理想和生活的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你刚刚结婚，在北京的生活如何继续？
W：当你把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的时候，也能过得下去。平时吃饭都在家里，出去拍片子往往是半个月，再回家两天，换换衣服，补充胶卷什么的。那半个月就是能吃什么吃什么，住最便宜的小旅馆。因为我知道钱来之不易。
像其他普通的、正常的女人一样，我老婆对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让她平稳地生活，而且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主要还是灌输价值观念，让她感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很善良。我无所谓的，一个人是能很简单地生存下去的。但是说心里话，谁不想让家人过得好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