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摄影师王久良行程近万公里，走访了北京周边400多个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的垃圾场都有上万平方米规模，它们紧紧地包围着这座城市。作为摄影师他要通过照片告诉人们，在北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面。
贫困不是烦恼，是羁绊
北京东郊的中国传媒大学西墙外，有一条布满小饭馆小商店的定福庄西街，王久良租住的房子就在这条街边上。很多人大学毕业后还长时间留恋在学校周边，已经从传媒大学毕业四年的王久良也一直住在这里，而且毫无搬走的迹象。
久良的租住房简单到了极限，一个房主留下的破沙发，一把当茶几的木凳，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堆纸盒上搭着块三合板变成简易的大桌子，上面摆满了照片。
久良的名字被更多人提起，是他在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展上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之后。当然，这个奖项的分量并不足以让他扬名立万，其实，人们把更多地关注放在他那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触目惊心的画面完全不能让人相信首都北京的环境居然恶劣到如此，更不能想象其他城市的环境状况又会是怎样。虽然这些作品没有意识地制造所谓的视觉冲击，甚至还明显带有“艺术的表现”，但事实的残酷，挑战着人们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近乎麻木的神经。
今年34岁，不善言语瘦瘦小小的久良，其经历颇有些传奇。生长在山东潍坊乡下的他，曾先后分别考取了济南和西安的两所高校，结果都没读到一年就退学回到家乡的高中复读。这时,他从少年时就萌动的艺术之梦特别是对影像的酷爱变得更加强烈。执拗地带着些许偏执的性格，让他的许多行为有点不为人解和怪异，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造就了“能成事”的可能。在他27岁的时候，终于如愿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他比所有的同学都年长七八岁，可能是当年全校本科生中年龄最大的。
做事情有着玩命劲的久良，努力地读书、拍照。在传媒大学期间，连续三年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其他摄影展赛，多组作品获奖，并引起业内人士关注。在他心里最神圣的艺术洋溢在他所有的言行当中，毕业后也从没有找个工作之类的打算，只是一心搞他的艺术创作。从2008年他开始酝酿《垃圾围城》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久良的妻子是他的同窗，两人相恋了六七年，去年夏天完成了没有仪式的婚姻。今年初，怀孕的妻子被久良送回老家休养，因为无论是财力、精力他都实在无力照料。妻子对他的全部理解与支持都化作最日常生活中无声的帮助，一位正值花季的女孩，几乎一年不买新衣服，更没有什么化妆品、首饰之类的追求，去小饭馆吃顿饭都是过分的奢侈。她从没有要求过久良，也不巴望着久良有出人头地的成功，她信任久良深爱着久良，久良所做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是正确的，只要久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她的幸福。
谈起妻子，久良平静的表情有了愧疚之色，他说：像其他普通的正常女人一样，我老婆对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让她平稳地生活，而且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主要还是向她灌输价值观念，让她感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非常善良。我无所谓的，可以把生活降到最低的标准，一个人是能很简单地生存下去的。但是说心里话，谁不想让家人过得好点？
2009年春节回家过年，久良以亲戚的名义在农村信用社贷款一万元，一年后再次回家过年时，亲戚催促他还款，囊中羞涩的他只还了一千多元利息，这已经让他几乎没有了回北京的返程车票。
在连州获得的一万元奖金，部分用于还债，其余部分变成了胶卷。为了让作品达到自己理想的标准，《垃圾围城》多是胶片拍摄，从最初进入这个题材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用从朋友那借来的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