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良并不确定自己完全明白“社会责任”的含义。艺术家或许只是个社会的旁观者、守望者，但他既不想装伟大，也不想装渺小。“我看到了一个事实，用照片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坏人心里有所顾忌，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我就觉得这是幸福。”所以他不想仅仅作个旁观者，他想说出来，想告诉更多的人，想呐喊。久良可能是天真的，但是艺术家就要保持孩童般的清纯和感知，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内心的道具，不见得是艺术家影响社会的工具，你是一只温度计、探测仪，你应该真诚、如实地把自己感受到的温度、冷暖，酣畅地表达出来。
关于题材的选择，完全是思考、经历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他没有作秀、没有撒谎、没有隐藏。对名利寡淡的久良说：“最搞笑的是出席什么颁奖典礼，走在红地毯上，我感觉我是十年前自己的一个幽灵，配合大家，向现在的自己炫耀、卖弄，特别荒诞”。
一向要成为艺术家的久良，现在更看重自己的社会工作者身份，他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一名摄影师，而是一个不断去探求事实的公民。他站在垃圾山旁边，时常游离出摄影师的身份，他经常觉得自己像个社会学者，清醒地审视着眼前的现实。他不想把照片拍成血淋淋的样子来哗众取宠，即使面对不忍卒看的事物，他也愿意“用散文的方式去表达，用善良的眼睛去抚摸”。所以他的作品在表象上显得安静而平淡。他说：我要代表大众去冷静地看这些垃圾场，相对客观、不带主观色彩地去呈现垃圾场的基本状况。为了突破镜头本身的视角局限，久良使用了多幅照片拼接的办法去完成大的场景，但为了确保每一张照片的原始真实性，他拒绝使用数字技术去完成天衣无缝的拼接，因此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缝，这也让他的作品带上了鲜明的性格烙印。
在此专题拍摄之前，久良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毕竟垃圾处理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为了掌握有关的专业知识，他甚至自学化学，他还到处了解国内外垃圾处理知识和处理现状。之后，他首先要找到城市周边的这些垃圾场，为了避人耳目，垃圾场多在隐蔽之处。久良骑着摩托车等在通往郊外的路上，见到拉着垃圾的大卡车，他就尾随而去，最终找到垃圾场的准确位置。他把垃圾场的精确位置和面积用黄色的圆点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没用多久，地图上已是满布400多个刺眼的黄点。
在拍摄中，他与生活在垃圾场边的人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从被怀疑被阻挠驱赶，到与他们成为朋友。
2009年夏天，在某垃圾场，久良遇到一个父母靠垃圾为生的6岁男孩陈华江，小华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发育不良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只需要五六万元便可治愈。孩子贫困的家庭几近崩溃哪里有钱看病，衣食无着的久良固然也是有心无力，但他没有放弃，会同摄影界的几个朋友呼吁为孩子治病捐款，最终在多位摄影人和武警总医院的善举之下，拯救了孩子的未来和生命。
在某垃圾场，久良与一位孤身老汉成了朋友。老汉在垃圾场旁边自己盖了间简易的房子，还很情调地修了一道漂亮的围墙，小院子被打扫得干净整洁。一个拾荒老人的生活态度，给久良很多感慨。久良时常去看看老人，某天，久良在老人家里没有看到他，就到周边去找，发现老人安详地躺在两座垃圾山之间，久良以为他睡着了，走过去叫他没有反应，上前一摸老人的身体已经凉了。久良赶紧给急救和警察打电话，医生来的时候老人已死去多时。没人知道老人是否有亲人，即使有也不知怎样联系。久良见证了老人的去世，也如同亲人般送了老人最后一程，也给予了一个卑微生命最后的尊严。
久良说他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他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对于自己的境遇，久良说，“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恰恰是需要牺牲者。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是需要很多类似的保持着自由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久良一直将《垃圾围城》的拍摄视为证据的搜集，而不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他说：“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
在一年多的拍摄中，久良骑着他那辆只能在四环以外使用的京B牌照的破摩托车(北京限制摩托车发展，只有极少京A牌照摩托车允许在市内骑行)，衣着邋遢蓬头垢面地出现在京郊各个垃圾场。尽管垃圾场的恶臭刺鼻难闻，但是，他不能戴口罩，否则一下就被看出你是个“外人”。拍摄时他总要审时度势，观察地形以及垃圾场老板的动向，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时刻—被牵着狼狗的巡逻人员发现，被提着菜刀的老板追赶等等。因为久良触动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利益链。
久良的勇气来自责任和良知。有人说，靠摄影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什么社会责任，好像是很过时、很落后或者是很不被当代摄影师认同的一个东西。或许当代艺术挟持了摄影师的思想，大家可能为了获取更近的利益，或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与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在久良看来，这是违反摄影的道德和态度，是违反了一个摄影师的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