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等许多人们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连带而来的，当某些问题已经凸显或者是已经可视化、可思考化。如果有一个嗅觉灵敏的摄影师或者是思维敏捷的摄影师，他应该会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并且迅速地用影像加以实现。
《垃圾围城》多为大场景，久良是为了满足目的的需要，并非是为了大场景而拍大场景。“当你想呈现更多的信息，而且是一种非常冷静地审视，而并非带给你强烈的主观愿望或者是主观色彩。我发现冷静地、客观地、远远地、高高地去看待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以巨大的幅面呈现，我只给观众提供一个观看的桥梁和思考的通道以及里面存在的问题，我相信观众通过某些细节信息会有所感悟和触动的”。
关于这个专题，久良并没有结束的时限。他希望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取得实实在在地变化就是成功。就像拍垃圾场，哪怕有一个垃圾场因为这些照片而消失，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当然拍摄只是一方面，后面还会有更多的社会工作，他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摄影师或者是摄影家，他想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社会工作者，这是他非常崇高的一个目标。接下来他要更多地参与这件事，直到它有所改变，不能像某些摄影师那样，拍摄完成之后，认为呈现的任务完成了，后面的问题是别人的事情。而久良并不这样认为，如果拍完片子以后，通过广泛传播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使一些事情有好的改变，那他希望在这上边继续前进一步。
2010年春节之前，久良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垃圾围城》被编进“新华社内参”，中央领导看到后很是重视，已经提请有关部门在今年“两会”上，就城市垃圾处理问题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久良以一种近似苦行僧的方式来践行他对摄影与责任的理解。将摄影视作武器的锐气，是在那些自视清高、孤芳独赏的摄影“艺术家”身上已经缺失了很久的东西，而这种锐气在他的行为和作品中都有力地直刺观者的内心，他的作品以逼问的方式警醒我们所有的人面对真相时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与道德感，给他的作品带来摄影作为艺术以外的不凡气质。
久良的困惑、焦虑，和大家没什么区别，但有一点他和人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从不为自己担忧，从不为自己想想未来，就要做父亲的久良还是胃里装着面条、烧饼颠沛在恶臭的垃圾场。他在迎着自己简单、美好的梦不顾左右地走着，他找寻着干净的阳光，不仅为了自己、为了他歉疚太多的妻子、为了他就要出生的孩子，他想让这光照射在每个人的身上，虽然他对自己的理想到底能否实现并没有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