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金婚照片
为什么我坚持70%，不然还是国家控股，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
曾经高高在上的中国照相馆，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社区为普通人服务。1992年，由于王府井步行街改造，再加上港台影楼的冲击，中国照相馆的生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天的营业收入只有几千元，还不够300多员工中午的盒饭钱。
“我们把那段时期称作‘八年抗战’，事实上，王府井大街也真是改造了8年。”当时一个28岁的高级技师，一个月拿的薪水只有300~400元，他提出来辞职时说：“我不是不热爱中国照相，因为我要结婚，挣不到钱，这是现实问题。”
1997年，接近退休年龄的孙秀珍奉命领导中国照相馆。“我特别不想来，听说这里特别不好领导，接连换了4个领导。”她快人快语地说，“这里的人都给国家领导人拍照，能够瞧得起你就不错了。”
但这是组织命令，她只能接受。为了度过难关，这位一把手曾经连续拿过半年800元钱的月工资。
1999年的国际老人年成为一个契机。起初，航天部的一位老干部来中国照相馆拍照后十分满意，就问解黔云能否到院里去给大家拍照，因为很多老专家想拍照片，却行动不便。
孙秀珍决定借此契机，打破传统坐店经营方式，派摄影小分队走出店门，走进社区，为老年人上门拍照。
这一步看似简单，却迈得并不容易。过去想在中国照相馆拍照，一般需要早上五六点钟排队。这家下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服务公司的单位每天只发200个号。
如今，师傅们不得不放下架子。有些师傅就认为上门找生意相当于要饭，但孙秀珍说，走出去“要饭”还有活的可能，待在家里就是没活路。
替老年人拍照的尝试为中国照相馆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航天部的领导说：“我们这里家家都挂着你们拍的照片，连春节拜年话题都是你们拍的照片。”许多当地的照相馆甚至冒充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小分队。
有一次，外派小分队到天津提供上门拍照服务时，当地的一家媒体评价说，中国照相馆的师傅能放下架子从北京跑到天津来服务，天津照相馆的师傅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
2001年，中国照相馆完成了从集体制到股份制的改制，改制后职工控股达到了70%。
“为什么我坚持70%，不然还是国家控股，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孙秀珍说。
如今，中国照相馆，已经拥有6家分店。暗房也改为明室操作；数码摄影广泛替代了135胶片机；工艺流程上，过去的热裱，也改为“冷裱热压”，为的是节省电力和原材料。
只是现在，随着数码照片的流行，手工上色技术已经接近失传。徐松延忍不住拿出珍藏的上色照片，摸着上面用毛笔，蘸提纯后的植物和花朵的浆汁，一点一点描摹的色彩，遗憾地说：“这多漂亮！”
为领导人拍照，已经不再容易了
时至今日，谁也说不清楚，橱窗里的3张伟人照片，究竟是何时摆进去的。
在前任经理高立中印象中，“文化大革命”前后反对个人崇拜，橱窗里摆放的是劳模陈永贵的照片。伍佩衔记得，在1995年春天的时候，他将这3张照片摆在了接待大厅的显著的位置。
据说，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还有人在照相馆门口冲着毛主席的照片下跪磕头。“还有人在那里讲毛泽东年代有多好多好，旁边人给他鼓掌。”孙秀珍说。
另一方面，为领导人拍照，已经不再容易了。在中国照相馆的走廊里，偶尔可以看到贾庆林、王岐山、李铁映等人的照片，这些大多数都是解黔云凭借自己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各种会议上借机拍摄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有规定，现任领导人不允许在外面拍照，也不允许照相馆把那些照片摆出来。”高里奇解释得有板有眼。
一位曾经给现任国家领导拍过照片的摄影师私下说，如今给领导拍照越来越难。一般都会提前好几天打招呼，各种摄影器材也封箱拉走了，然后当天把人拉到中南海等地，摄像师之间都不能见面，直到拍照的前一刻，两人分别把架子和灯放好，基本上也不会跟领导人说上话。
据店员们回忆，周总理在亲自登门拍摄前曾关切询问姚经才：“你们从上海迁来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来后适应了就好了。要很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
刘少奇拍照时见姚经才神情紧张，也安慰他说，“老姚同志，不要不好意思嘛。我在机场照相从来是听新闻记者的；到了照相馆，当然就得听你们摄影师的指挥喽！”
这些都存在于回忆之中，而他拍摄的伟人照片，也成为中国照相馆的标志。孙秀珍记得一次接受采访，有记者问，中国照相馆是否借此宣传自我，她忍不住反问道：“您觉得谁能发这个话，让我们现在不摆这些照片？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