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指着前面说：“于教授，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一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挎上摄影包，提起手提包，跟着向导走去：“多长时间能到？”
“得五个多小时。”
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尽量多带的胶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包里装着衣服、药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0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21次，其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希望，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引起广泛关注，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从而摆脱贫困。他自己也在每次采访结束后，把随身衣物、药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有一次没算计好，钱全都捐没了，只好借钱回家。
“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1月3日到了西宁，4日到了玉树，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乘吉普车，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此行的目的地。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我真的害怕了，”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我后悔了。”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孩子怎么啦？”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还是同样的4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十，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于全兴不懂藏语，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B超仪。检查结果，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不说话，只是哭。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结隆乡乡长达哇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
从第一次之后，于全兴3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2004年，他被聘任为大学副教授，接下来的4年间，他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12次。2008年升为教授以后，于全兴又去了3次。
“10年，往返21次，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全兴沉思着说：“多少次从西部归来，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做梦都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