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们是母亲
“我采访的地方，都这样贫穷;我拍摄的影像，都这样平凡。”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贫穷而且平凡……”
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她家有0.7亩坡旮旯地，年收成苞谷150公斤、土豆600公斤，到4月就没得吃了，靠借粮生活。她最着急的，是公婆去世欠下的2000元债，还不上，就去卖血。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卖血需要身份证，杨会没有。办个身份证要20块钱，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她办不起。
他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的祝贤美。卖血要到县里的血站去，她舍不得花车钱，总是一大早起身，带上一个熟土豆或者苞谷团子，走到县城去。这样到了县城便是晚上了，只能住下来。白天卖盒饭的小商铺，把摆摊用的木板一搭就是床，住一夜，3元。天亮后就去卖血，卖一次，能得60元。卖完了，再走回家。可有时抽完血头晕，只好坐车回，要花掉15元，能带回家的钱，就只剩下35元。她连续3年卖血，最少的一年，卖了4回。
他拍摄过一天筛4吨河沙只能挣9块钱的熊昌碧。他拍摄过下了雨才能洗头的卫小爱和她的女儿。
他拍摄过“有电，但点不起灯”的杨正莉一家。
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在集结这些影像、即将出版的名为《母亲》的纪实作品中，于全兴写道：
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是家庭的中心，却因贫困而家徒四壁；
她们身为人妇，却因贫困而比男人更操劳；
她们身为人母，却因贫困而不能乐享天伦；
她们身处当代，却因贫困而过着原始生活；
她们的贫困扣人心弦。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请关注母亲的贫困。请关注贫困的母亲。
请帮助中国母亲们脱贫，请为她们尽一点心，出一份力。
千万不要拒绝。因为，她们是母亲。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
于全兴手中的摄影镜头，曾经面对一个个穷困母亲的面孔，但他更希望进入取景框中的，是一位位摆脱贫穷后的母亲们的笑脸。为此，他成为“幸福工程”的志愿者。这是一个从1995年开始的，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不能是领导要她笑出来的，要发自她的内心。”于全兴说，“这装不得假。真笑假笑，一眼就能看出来！”
每一张脱贫母亲的笑脸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王秀梅曾是云南山区八道哨村的一位贫困母亲，穷的时候，买不起一双袜子。
后来，县里拨给她家一笔幸福工程款，1500元，资助她家办个酒作坊。刚开始，没经验，成本很高，出酒率很低，干了个赔本买卖。眼看着她的“幸福”要落空，王秀梅跑到山坳里大哭一场。哭够了，还得干。王秀梅去向有经验的人求教，渐渐找到门道。
于全兴到她家采访时，王秀梅已经脱贫。进到屋里，看到王家两个孩子正在电视机前打游戏，锅里正煮肉食，满屋飘香。王秀梅说，以前过苦日子，过年能吃上一只猪脚就不错啦，如今就是平常日子，想吃鸡鸭鱼肉，一样吃得起。说时，她满脸是幸福的笑。于全兴手中的相机“喀嚓“一声，给她的笑容定了格。
“你看，”于全兴指着照片上的王秀梅笑脸说，“只有这种苦尽甘来的笑容，才特别甜美。”
张秀琴家在宁夏灵武西渠村。进入她家院子，只见到处都是稻草，一家人和雇来的两个女工正在编织机前编草帘子。编一个，挣5毛钱。
没草编的时候，张秀琴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乡里干部到她家考察一番，决定依托“幸福工程”资助张秀琴2000元发展草编。于是，她买了台脱草机，和丈夫一道拼命干了一年，当年便还清了“幸福工程”帮扶款，见还有结余，又购买了一台草帘编织机，从此每天能打帘子100多个，家里的生活富裕多了。如今，张秀琴家有了家电，日子过得很舒心。
这就是于全兴参与“幸福工程”，并年年往西部跑的原因。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实质内容有3个。一个是“治穷”，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第二个是“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二门致富实用技术;最后是“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提供生殖保健方面的健康援助。
在于全兴看来，这个全国性工程要在1100万贫困母亲中实行，并不简单。“就说‘小额资助’这一项，僧多粥少，助谁不助谁，就是个难题”。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困母亲的小额贷款，每一笔也就是一两千元。”不过，虽然钱少，于全兴说：“至少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贷款都能发放到贫困母亲们的手中，几乎没有发现官场截留的情况。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没有呆账和死账，贷款的偿还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