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组照片上的真实
每次从西部回到天津的家中，于全兴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冲洗底片。他急着看到他拍摄的母亲们的照片。
“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定格的瞬间活起来，生命从黑白底片上跳出，还原成动人的真实。”
底片太多，他的学生后来帮他数了数，大约有10万张，映现出他行走15万公里拍摄到的820组母亲影像。
“她叫王生花。”于全兴指着一名贫困母亲的一组照片说，“是在青海一个叫窑洞村的山坳里拍摄的。”
王生花当时30岁，有两个小孩，丈夫中风后，全家的担子便压在她一人肩上。家里原有两头骡子，卖了一头，换回600块钱，给丈夫看病。熬到去年，丈夫的病情刚有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王生花饭也没吃，就钻进大山去找。找到第二天中午，骡子找到了，王生花却受了风寒，引发严重头疼，后来右臂变得不大灵便。
“一定要去找骡子吗？”于全兴问。
“只有它还能帮我一把。”王生花说：“骡子真丢了，家也就毁了。”
讲罢这个骡子的故事，于全兴又展现第二组照片。
这是个叫马玉梅的贫困母亲，住在甘肃一个叫道口村的地方，丈夫死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学。于全兴见过太多因贫辍学的孩子，马玉梅家只有她一个劳力，如何支撑两个孩子的学费呢？
“搬砖。”母亲说。
当地有砖瓦厂，砖烧好了就需要人来搬。可砖瓦厂不是天天烧砖，烧时要人，不烧就不要。搬一天砖，9个小时，挣12块钱。两个孩子的学费是360元。一年干下来，她的收入是500元，债务是3000元。
“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马玉梅说，“我没念过书，受苦。娃念了书，就不受苦了。”说时，她的眼里闪着光。
于全兴拍摄采访到的母亲，都这样，故事很单纯，念想很简单。
“有一次我在水龙乡，拍一个叫陆银菊的母亲。”当时，这位母亲正在田间插秧，背上背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于全兴给她拍照时，乡里干部冲她喊：“你干你的，是国家派人来给你照相的。”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她。”于全兴指着照片上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陆银菊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没把日子过好，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那天，于全兴来到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时，当地干部问他：“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无法想象。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于全兴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出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
洞内每户人家都用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独立空间。山泉滴滴哒哒顺着岩壁往下流，向洞中人家供水。
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当然，也有婚丧嫁娶。在一个新娘家，于全兴见到山洞里惟一的一片像屋顶的东西，那是遮在床上面的一块旧毡布。在这个新婚家庭中，最引人注目的值钱物件，是一架老式缝纫机。
洞口处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于全兴便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个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于全兴觉得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于全兴起“床”后，发现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23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家一趟，要走4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美丽花儿齐开放，齐呀齐开放。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音声，于全兴流下了眼泪。
